近年来，我国人民海军成功迈入双航母时代，其雄厚的实力令世界各国瞩目。而二十年前，这尚属遥不可及的幻想。
自人民海军成立以来，以小型舰艇为主导的情况已是众人皆知。其中，曾被誉为海军“旗舰”的051型驱逐舰，即西方所称的旅大级，其满载排水量也仅有三千吨左右。
我国人民海军曾拥有过比051型巡洋舰更为庞大的舰艇。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变故，这艘舰艇未能成为主力，最终沉没海底，此事成为了人民海军心中永远的痛楚。
此舰乃重庆号巡洋舰，今日文章将为您娓娓道来关于重庆号巡洋舰的诸多往事。
一、重庆号经历
对于对解放战争有所了解的读者朋友们而言，或许知晓，重庆号曾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舰艇。然而，这并非其最初的出身。
重庆号，其前身系一艘英国海军的军舰。原名“Aurora”（译为“欧若拉”或“曙光女神”），是林仙级轻巡洋舰中的第四艘，在服役期间，它被纳入了英国海军本土舰队的编制。该舰于1937年11月12日正式投入使用。
舰身长度为154.22米，宽度为15.54米，吃水深度为5.03米。标准排水量介于5220至5270吨之间，而满载排水量则在6665至6715吨。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其排水量一度攀升至7000吨。
该舰的性能同样卓越，配备三座双联装6英寸炮塔，并设有高角度指挥仪控制塔以及284/286型对空搜索雷达，以及273型和271型对海搜索雷达，以及285型和282型对空火控雷达。因此，火炮的命中率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MkⅩⅩⅢ（152mm）主炮的射速亦颇佳，足以应对中小型军舰的挑战。
动力方面，该级舰配备四台帕森斯透平主机，总功率高达64000马力。在满负荷状态下，其最高航速可达31节，续航里程更是达到4000海里。虽然在舰队决战中可能不具备显著优势，火力略显不足，但在执行破交战和袭扰任务时，这些性能足以应对。
在二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欧若拉号活跃于地中海区域，见证了意大利海军的投降仪式，并在接管土伦的法国维希政府海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舰屡建奇功，共击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艘、扫雷舰三艘、登陆舰七艘以及商船七艘，并对九艘驱逐舰造成了重创。欧若拉号无疑是一艘充满荣誉的功勋之舰。
二、赠国民党海军
随着二战的落幕，欧若拉号光荣退役，并被安置于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封存。直至1948年5月19日，英国政府将该舰慷慨赠予中国政府。8月20日抵沪日驶抵上海。
国民党海军实力薄弱，然而，在接收这艘巨型战舰后，全军上下均洋溢着喜悦之情。为缅怀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重庆，蒋介石下令将该舰更名为“重庆号”。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损失惨重，几近覆灭。重庆号的参战，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我国海军主力部队的实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吨位而言，重庆号是我国最大的军舰。因此，其在当时的地位举足轻重，直接由海军总部进行指挥。
1948年，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序幕。同年十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下令重庆舰驶往葫芦岛，参与辽沈战役的战斗序列。蒋介石更是亲自登上该舰，亲自召见将领，指挥辽沈战役的作战行动。
在锦州战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紧急组建了东进兵团，他们自锦西出发，驰援锦州，于塔山之地与东北野战军阻击部队遭遇了一场惨烈的交战。蒋介石亲自派遣重庆舰至战场，利用其强大主炮对塔山阵地进行猛烈轰击，对东北野战军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重庆号配备的仅有六门152毫米口径主炮，然而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中，这无疑被视为重型火炮。更重要的是，它装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使得舰炮射速大幅提升，对岸上目标的毁伤力显著增强。
东野塔山阻击战指挥官胡奇才回忆道：“彼时，重庆舰的火力强大，以至于‘一炮可灭一整连’。”随后，国民党海军察觉到重庆舰距离岸边过近，担忧可能搁浅，于是决定撤离战场。
胡奇才将军
在辽沈战役中，国军遭遇惨重败绩，重庆舰亦折返上海，重新投入到防御战事中。彼时，国民党政权已是夕阳西下，该舰上的官兵军心不稳，不愿随国民党一同走向覆灭。
重庆号服役中的近600名官兵，在英国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期间，深切感受到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这种偏见主要源于我国国力长期较弱，以及国民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频繁出现的失误。
返国之际，目睹国民党之腐败无能，以及中共的持续胜利，舰艇上的诸多爱国青年纷纷自发组织，成立进步团体。他们先后秘密成立了以王颐桢为首的多个组织。毕重远、陈鸿源、武定国、洪进先、张启由27名士兵组成的“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以及由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王继挺等16位成员构成的起义力量。曾祥福、莫香传、蒋树德、郑光模、王淇等人均为基层军官。
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与上海局携手，成功与重庆舰上的起义力量建立了联系，并对他们进行了指导，明确了如何有效地团结进步士兵，并详细部署了起义的具体步骤。
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军舰自高昌庙起锚，驶向吴淞口，却在途中突然搁浅。种种迹象表明，其意图或许是逆流而上，以支援江阴海防第二舰队，意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渡江行动。然而，若舰船进入长江，狭窄的水面与难以掉头的困境，加之江阴和吴淞口两地炮火的威胁，其处境无疑对起义事业极为不利。鉴于此，解委会迅速作出决策，毅然变更了原本海上航行的起义计划，决定在停泊期间发动起义。
彼时领衔的顶级战舰，国民海军管理之严令人瞩目，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成就的？
王洛先断电，洪进先行关闭并严格管控了所有无线电台，从而确保了军舰内外通信的全面掌控，使得顽固派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
紧接着，毕重远与于家欣巧妙地将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的值班士兵引至雷达室，随后迅速将他们制服并解除武装。在这之后，他们迅速破解了枪架与弹药柜的锁，为全体“解委会”成员配备了武器。
装备武装的“解委会”成员迅速依各自职责分配，抵达指定岗位。行动组分段对军官及上士实施了拘禁。王颐桢随即通知了另一起义组织的王继挺，命其唤醒其所属起义成员，共同投身于这场起义之中。
作为蒋介石的得力舰艇，国民党军队自是不会轻易将此舰艇拱手相让予人民军队。因此，“解委会”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时，陈鸿源与周正受命执行炸毁舰艇的任务。陈鸿源巧妙地将三十余发4英寸口径的炮弹堆放在弹药库的通道上，引信暴露在外。一旦起义失利，他计划引爆弹药库，以此方式将舰艇沉没。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其贡献举足轻重。邓舰长曾两度远赴英国深造，不仅是一位正直忠诚的老海军军官，更以爱国之心赢得了地下党组织和众多爱国官兵的敬佩。在他们的感召下，邓舰长毅然投身起义的洪流，亲自规划航线，下达启航令，稳定了船员们的情绪。正是邓舰长的加入，使得起义得以圆满成功。
1949年2月25日的拂晓，晨曦初露，时针指向5时45分，“重庆号”正式起锚开航，其航速迅捷，航行顺畅，顺利地离开了港口。蜿蜒曲折的长江口，船只调转航向，北行疾驰，以每小时24海里的航速，直指解放区的烟台港。
解委会随后发布了《重庆军舰起义告全体同学书》以及《重庆军舰起义告海员同志及技工同志书》。该文件向重庆号舰上的全体舰员传达了起义的消息。2月26日，重庆号军舰抵达烟台港，正式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
三、蒋介石下令炸沉重庆号
重庆号的起义消息如雷贯耳，激荡于全球，尤其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彼时，英国媒体纷纷对英国政府发出指责，认为其不该将一艘赫赫有名的战舰赠与一个民心丧失、腐败无能的政权。
得知消息后，蒋介石怒不可遏。重庆号不仅代表着党国海军的精锐力量，更是国民党形象的鲜明象征。其投降之举，无异于当头一棒，重重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
在狂怒的驱使下，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将“重庆号”彻底摧毁，绝不允许其落入共军之手。他下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遣飞机将其炸毁，并指令所有位于北方海域的国民党军舰向南撤退，以规避“重庆号”军舰的攻击。
我国军队对这艘舰艇的获得视若珍宝，欣喜之余，对它的保护也格外重视。为了确保其安全，我们将其转移至葫芦岛。即便如此，在缺乏空中优势的情况下，重庆号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厄运的降临。
1949年3月18日与19日，国民党空军部队抵达葫芦岛上空，对该艘坚固的铁甲舰展开了猛烈的轰炸与炮击。
尽管舰上全体官兵英勇抗敌，但“重庆号”舰体遭受重创，海上作战能力已基本丧失。在此过程中，共有6名英勇士兵壮烈殉国，另有近20人不幸受伤。
为确保军舰的安全，官兵们在移除舰艇关键设备之后，于3月20日果断启动海底闸门，使得葫芦岛海域成为了军舰的归宿。
五月，中央政府作出决策，正式成立新中国首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现名丹东海军学校），邓兆祥舰长受命担任校长一职。自此，所有参与“重庆号”起义的成员均被安排至丹东海军学校接受教育。
自全国解放以来，有倡议兴起打捞“重庆号”的呼声。1950年2月，我国正式组建了“重庆”舰打捞委员会。葫芦岛驻军承担了组织“重庆号”部分起义人员的重要任务，并在苏联特遣小组的协助下，于5月16日，成功地将“重庆号”完整地打捞出水。
1952年6月19日，该军舰被运送至大连船渠工厂，即现今的大连造船厂，并于23日驶入北坞。周总理对“重庆号”的修复工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期望它能尽快恢复作战能力。然而，鉴于舰艇受损程度严重，恢复其战斗力所需的费用亦颇为高昂。
普斯汀柴夫等苏联专家团队估算，修复工程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而所需的资金大约为1800亿元（旧币）。这一估算是基于理论基础的初步推算；对于当时工业基础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而言，实现独立修复可谓是难以想象的挑战。
至1953年，苏联专家团队对“重庆”号舰的修缮工程进行了新一轮的勘查与评估，并提出了一项全新的修复计划：计划更换舰船的主机，并增设四座130毫米口径的主炮，以此替换原有的三座152毫米双联装炮塔。此外，还将装备八座57毫米双联装的高平两用炮。同时，重庆号还将配备先进的通讯、导航以及火炮指挥系统。
苏联方面所提出的改装预算约为2亿卢布，预计耗时4至5年。乍看之下，这一计划似乎具备可行性。然而，最终却因资金问题而遭否决。
另一方面，重庆号的规模在当时已略显陈旧，与美军提供给国民党军队的先进舰艇相较，重庆号并无明显优势。加之当时我国海军的主力舰艇阵容相对薄弱，以驱逐舰、潜艇和快艇为主，即便重庆舰得以修复，亦难以融入当时的主力舰艇体系。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相关部门认为其性价比不高，最终决定放弃继续对其进行修复。
最终，重庆号的火炮、仪器以及雷达等关键部件，转变为海军院校的教学工具。而部分船只设备则作为打捞费用，移交给了苏联。至于汽轮主机，则被转交给了发电厂使用。
1959年11月，这艘已沦为空壳的船体被拖至上海，并交付给了上海打捞局。随后，它被改造为一座水上仓库，并更名为“黄河号”。
1964年，天津渤海石油公司获赠此船，并将其用作海上钻井平台的员工宿舍，并正式更名为“北京号”。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船方才被拆解。
重庆号的修复尝试未能如愿，一度使得人民海军对于巡洋舰的憧憬化作遗憾。然而，随着现代级舰艇的引进以及深圳号驱逐舰的正式服役，我国海军终于拥有了吨位可与重庆号相媲美的军舰。
邓兆祥
我们谈论一下重庆号的舰长——邓兆祥将军。他在1955年9月荣获少将军衔，并曾连续三届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为海军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努力。同时，他也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并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中担任委员。1998年8月6日，邓兆祥将军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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